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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指挥枪：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
——人民军队军魂的奠基与铸就
■ 陈发胜
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长夜，闽西山坳的决议烛照千秋。从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，800多个日日夜夜的浴血求索，中国共产党以血与火的奋斗牺牲，铸就了“党指挥枪”这一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“军魂”。
《浴血荣光》剧照
2017年8月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：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，发端于南昌起义，奠基于三湾改编，定型于古田会议，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。”这一论断以高远的史观，精辟概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铸就的核心脉络，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刻洞察，更为我们理解人民军队何以从弱到强、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展开剩余92%历史的回响，穿越时空。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，这条淬炼之路，既是制度创新的史诗，更是思想觉醒的丰碑。近期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《浴血荣光》，浓墨重彩地讲述了这段峥嵘岁月。它铺展开一幅血火交织的壮阔画卷，描绘了第一声划破长夜的惊雷如何在南昌城头炸响，星星之火如何在湘赣闽崇山峻岭间顽强燎原，展现了年轻的革命武装如何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于古田的晨曦里拨云见日，淬火成钢。这是信仰在绝境中迸发的呐喊，是真理于硝烟里熔铸的刀锋，以惊心动魄的实践，书写了人民军队何以铸魂、何以制胜的永恒答案。
南昌起义：党领导武装的破晓之光
回望1927年，大革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下惨遭失败，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猛然惊醒，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。
正是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危急时刻，1927年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会议（即“八七会议”），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撤销他在党内的职务，选出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，并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，决定发动秋收起义。毛泽东在会上振聋发聩地提出“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”著名论断，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。自此，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。
1927年8月1日凌晨，南昌城头的枪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将“党指挥枪”原则付诸实践的伟大开端。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，在于它在混沌与危难中，以决绝的姿态宣告了党领导武装的必要性和必然性，并为此进行了开创性的制度探索。
大革命的失败，以血的教训唤醒中国共产党人，没有自己的军队，革命便无从谈起。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，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。在南昌起义中，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。南昌起义的策划组织过程，本身就是“党指挥枪”最直接的体现。起义前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，李立三、恽代英、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，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。这一决策从根本上保证起义是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进行，而非军事将领的个人行动。即便是当时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总指挥贺龙，也完全接受并服从前委的领导，这充分彰显了党在起义中的绝对核心地位。
《浴血荣光》剧照
南昌起义不仅在组织上确立了党的领导，更在初步探索“将党的组织嵌入军队”这一开创性制度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。起义部队在军、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，在团、营、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。数千名共产党员构成军中脊梁，也搭建了较为有序的党员骨干体系。这是将党的政治工作体系植入军队组织架构的首次大规模尝试。起义部队明确提出“党的作用高于一切”“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”，从思想和原则上初步确立了党在军队中的至高地位。这些制度设计，尽管尚不够完善，却开创性地解决了“党如何领导军队”的问题，为后续的建军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初始模型。
作为“发端”，南昌起义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。就在起义前夜，张国焘认为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明确支持的情况下，起义成功的概率不大，因此持共产国际“争取张发奎”指令阻挠行动。周恩来拍案疾呼：“中央派我来主持起义，你与中央精神相悖！”尽管最终在多数人的反对下，张国焘勉强同意举行起义，但也埋下了领导权之争的伏笔。而起义最大的教训在于战略方向的失误。起义军在撤离南昌后，选择了南下广东，意图“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，并占领出海口，取得国际援助”。这一决策脱离了湘、赣、鄂等地的工农运动基础，使部队陷入劳师远征、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最终在潮汕地区失败。聂荣臻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总结：“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。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，以争取外援，今天看，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，也是不对头的。”这反映出，党在当时对于中国革命应坚持“城市中心论”，还是走“农村包围城市”道路，是需言听计从共产国际领导，还是应结合中国实际，独立自主闯出一条新路的认识尚不清晰。
在组织建设上，当时“支部建在团上”的模式也暴露了其不足。刘伯承在后来的总结中指出，由于党的领导未能深入到连队和士兵，导致在艰苦环境下部队凝聚力不强，部队减员严重。叶剑英曾痛陈：“党组织悬于上层，如树无根则必摧折！”然而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，朱德、陈毅率领余部血战三河坝，在赣南、粤北、湘南的崇山峻岭间辗转奋战，为井冈山留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。他们随后进行的“赣南三整”，即天心圩整顿思想、大余整编组织、上堡整训作风，重新登记党员，加强组织建设，将部分党员下沉到连队，极大地稳固了军心，保存了革命的火种。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不仅是南昌起义革命精神的延续，更成为连接南昌起义与三湾改编的关键一环，为日后井冈山的胜利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言：“南昌枪声的价值，在于宣告党的枪杆子必须姓党！”
三湾改编：政治建军的凤凰涅槃
如果说南昌起义是“党指挥枪”原则的破晓，那么三湾改编则是将这一原则牢牢筑基于军队肌体之中的奠基礼。1927年9月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受挫后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。正是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，一场脱胎换骨的改编，为这支新生的人民军队注入了政治灵魂。
秋收起义之后，部队处境极为艰难。原有的5000余人，经过连番战斗和沿途逃散，抵达三湾时已不足千人。部队内部问题丛生：组织上官多兵少，编制混乱；思想上悲观情绪蔓延，军心浮动；成分上，旧军队的军阀习气严重，官兵关系紧张，随意打骂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。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，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武装，若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，即便不被敌人消灭，也终将沦为流寇，无法承担起革命的重任。
面对部队现状，怎样才能重振士气，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？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心头挥之不去。而秋收起义以来，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逃兵的连队，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：这就是工农革命军二团一连。这个连的党代表叫何挺颖。因此，队伍行至永新九陂村，毛泽东迫不及待与何挺颖彻夜长谈。何挺颖直指要害：“党不能只浮于上层，必须扎根士兵血肉！”这一洞见让毛泽东的思绪豁然开朗，也催生了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划时代构想。
在三湾村“泰和祥”杂货铺的油灯下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,分析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,并作出了对部队进行改编的重大决定。其核心举措，招招切中要害，有效重塑了军队的组织与灵魂，堪称制度创新的典范。
首先，也是最具革命性的一项，是“支部建在连上”。这是三湾改编的灵魂所在。在此之前，无论是国民革命军还是南昌起义部队，党的支部最多建到团一级，党的影响力无法直达基层士兵。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党的支部建立在军队最基本的作战和行政单位——连队之上，同时在班、排建立党小组，营、团建立党委。这一创举，如同将党的“神经末梢”延伸至每一位士兵，使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，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如何抓牢军队、防止“枪指挥党”的重大问题。罗荣桓评价：“三湾改编，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，正是从这时开始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。”
其次，是确立了完整的党委领导与党代表制度。改编后，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，连以上各级设立的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书记担任，与军事主官共同负责。这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（前委——团党委——营党委——连支部）完整贯通的党的领导体系，确保了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。
再者，是建立士兵委员会，实行官兵平等。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，成立了代表士兵利益的士兵委员会，有权参与部队管理、监督经济开支。同时，明确规定官兵平等，官长不准打骂士兵，废除繁琐礼节，经济公开。这些措施极大地破除了旧军队的军阀习气，建立了全新的官兵关系，激发了广大士兵的革命热情和主人翁意识，使部队凝聚力空前增强。而当余洒度质疑军官安置，毛泽东则创造性设立“军官队”，将军事人才转化为未来火种。
三湾改编，是灵魂灌注的实践，是破茧重生的涅槃。通过“支部建在连上”这一核心创举，辅之以民主制度的建立，三湾改编从组织上、制度上为这支军队注入了崭新的政治灵魂，昭示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。它初步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中，如何进行无产阶级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课题。经过改编，部队虽然人数减少，但结构更精干，思想更统一，战斗力反而大大增强。当部队抵达井冈山时，逃亡率从60%降至不足5%——党的组织力首次转化为军队凝聚力。这支脱胎换骨的工农革命军，为即将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，提供了最坚实的组织保障，为“党指挥枪”原则的最终确立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。
古田会议：思想建党的定鼎之作
从南昌起义的实践发端，到三湾改编的组织奠基，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日渐深入人心。然而，要使其成为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自觉遵守的铁律，并能抵御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还需要一次思想上、理论上的深刻洗礼与系统定型。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，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，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，成为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的伟大里程碑。
1928年4月，朱毛会师井冈山，红四军成立，革命力量日益壮大。但随着队伍扩大和环境变化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。由于红四军成分复杂，加之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、军内滋长，主要表现为：只顾打仗不问政治的“单纯军事观点”；要求“绝对自由”、不要集中领导的“极端民主化”；不服从组织决议的“非组织观点”；以及不愿建立巩固根据地的“流寇思想”等等。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。在红四军七大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，被迫离队在闽西养病时曾写下痛切之语：“个人主义如脓疮，正在侵蚀红军肌体！”
在此背景下，红四军领导层在如何建军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即著名的“朱毛之争”。这场争论的实质，并非个人权力之争，而是关于“党管理一切”还是“军事领导政治”的路线分歧。这场争论凸显了从思想和理论根源上统一全军认识的极端紧迫性。关键时刻，陈毅只身一人赴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红四军的现状，也客观报告了“朱毛之争”的来龙去脉。陈毅随后带回了由周恩来审定的中央“九月来信”，在这封关乎红四军前途命运的指示信中，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，并明确指示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，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。”这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。会前，红四军还在连城新泉进行了为期10余天的军政整训，为会议做了充分的组织和思想准备。
古田会议的核心成果，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（即古田会议决议）。这份纲领性文献，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。
古田会议决议核心原则是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。决议创造性地提出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”，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和改造党员，以克服党员队伍中农民、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明确规定“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”，其任务绝非单纯打仗，还要担负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。这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。
在“思想建党”方面，决议深刻地指出，党内各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，是由于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。因此，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，用马克思主义列宁的方法去分析政治形势和估量阶级力量，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、科学化。这是在特殊国情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创举。
在“政治建军”方面，决议批判了“军事好，政治自然会好”的单纯军事观点，强调“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”，必须绝对服从于党的政治领导。它将三湾改编以来“支部建在连上”、党代表制度、各级党委制等成功实践，以党的决议形式固定下来，使其理论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成为全军必须共同遵守的建军纲领。
此外，决议还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要求“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”，既要反对家长制，又要反对极端民主化，为党内和军内健康的政治生活立下了规矩，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坚强战斗力。
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决议的诞生，标志着“党指挥枪”原则最终定型，军魂从此铸就。它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战争环境中，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，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。从此，“党指挥枪”不再仅仅是零散的实践探索或初步的制度安排，而是升华为一套系统、完整、科学的建党建军纲领。人民军队由此拥有了无坚不摧的政治灵魂，走上了从胜利不断走向新胜利的光辉道路。因此，当决议通过时，陈毅慨叹：“此番定型，胜练雄兵十万！”
从1927年到1929年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，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一次次伟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飞跃。南昌起义以“前敌委员会”破题，解决“党要不要枪”。三湾改编以“支部建在连上”解题，回答“党如何抓枪”。而古田会议则是以“思想建党”升华，确立“枪为谁所用”。三个阶段如铁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正如罗荣桓总结：“没有南昌起义的实践，三湾改编便是空中楼阁；没有古田会议的理论淬火，支部建在连上可能沦为形式。”历史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南昌起义的勇敢“发端”，到三湾改编的坚实“奠基”，再到古田会议的辉煌“定型”的逻辑链条。这一过程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的核心探索，最终铸就了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—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
这一艰辛的探索历程，孕育了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、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、勇于创新的非凡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。它雄辩地证明，只有将党的领导根植于军队的每一个细胞，用先进的政治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，才能打造出一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人民铁军。
九十余载风雨征程，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早已融入人民军队血脉。2014年10月3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并在古田领导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，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掀开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新篇章。这已是习近平总书记第8次到古田，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，他抚今追昔，话语铿锵：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，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，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。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，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，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。”
当强军号角响彻云霄，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的古田火炬，仍在照耀着这支军队走向世界一流的不朽征程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强军新征程上，我们重温这段历史，就是要深刻感悟“党指挥枪”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。它是我们军队的命根子，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。弘扬古田会议精神，坚持不懈推进政治建军，确保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的指挥，这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最好告慰，也是我们迈向更加光明未来的坚强保障。
军魂如磐，山河永固！
（作者单位：古田会议纪念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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